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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主編面對面》
傾情解讀
上期ESG專刊的讀者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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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理解第二期《投資管理》/China JOIM文章中提到的三維投資，即回報、風險和ESG，如果ESG因素本身會對風險和收益產生影響，是否還有必要將ESG作為單獨的一個維度？
A：我們在上期雜志中提到的傳統的投資維度是在風險和收益二維模式下進行的，風險和回報維度主要是來自馬科維茲（Markowitz）現代投資組合理論的思想。該理論表明，投資者可以在給定風險水平下通過構建多種資產的投資組合實現預期收益的最大化，同樣也可以在給定的預期收益下構建一個風險最低的投資組合。可以認為傳統框架下，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僅考慮投資組合的風險與回報兩個因素。而ESG拓展了傳統的投資理論，投資者需要進一步考慮投資組合對生態環境、社會價值造成的影響，即投資帶來的后果。
就目前投資情況而言，絕大多數投資者制定投資決策時考慮的直接因素還是風險與回報，真正為了推動ESG價值而愿意犧牲回報或承擔更多風險的綠色投資行為當前應該微乎其微，因此ESG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投資維度仍需要等待時間的驗證。但這并代表我們摒棄了ESG投資，正如雜志中邱慈觀教授所言，棕綠色投資者會在投資決策過程中納入ESG因素，去對組合的風險和收益做更好的預估。事物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前企業的ESG實踐和機構的ESG投資是人們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覺醒并付諸行動一個良好開端。相信未來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隨著可持續發展的推進，ESG會成為一個和風險、回報齊驅并駕的因素，影響投資行為、金融市場，進而影響整個人類的發展歷程。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學術界對考慮ESG因素的資產定價，包括相關Alpha的來源與確定，組合投資與優化等，不斷有新的進展，《China JOIM》會持續跟蹤前沿突破并與業界分享。
Q：ESG的發展離不開底層數據的發展與完善，請問這方面國際和國內的發展近況如何？
A：ESG底層數據指標目前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不同的市場、行業側重點也不相同。企業在進行ESG相關數據指標披露時會參考特定的信息披露標準，全球已發布的信息披露標準超過300個之多，主要來源包括國際組織、各國政府、金融監管部門、交易所、行業監管部門等。目前被企業參考最多的是聯合國的GRI披露標準。另一個主力因素就是各家評級機構，每家評級機構都有各自的評級體系框架，包含的指標和評級方法都各有差異。國外主流的評級機構包括MSCI、湯森路透、富時羅素、道瓊斯。國內的評級機構包括華證、商道融綠、萬得、秩鼎、社投盟等。評級機構的ESG評級對企業的數據披露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今年3月開始，歐盟強制要求金融市場參與者披露SFDR報告。港交所方面自2016年開始就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ESG報告，并將部分指標分階段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comply or complain）。截至目前，A股市場的ESG相關報告披露率約25.3%，滬深300成分股企業的披露率約85%，而千億市值以上的公司披露率達到了90%。總體來講ESG底層數據指標的發展離不開監管和各方機構的共同推進，而企業、評級機構、投資機構共同參與形成的閉環也將推動底層數據的日益完善。
Q：上期文章《碳足跡與生產率》中指出碳排放與銷售額的比值可以代表企業效率，這一比值與傳統效率分析指標（如ROE）相比在基本面分析上是否具有優勢？
A：碳排放量與銷售額的比值，即碳比率（carbon ratio）變化可以捕捉一些ROA、ROE變化捕捉不到的生產效率變化，例如文中引用的案例，企業通過引入信息科技設備減少員工差旅、升級照明和空調等設備降低能耗，這些舉措給企業帶來的變化很難通過分析財務數據得出，但會顯現在碳比率數據變化中。因此，分析企業的碳比率數據可能挖掘出傳統財務分析指標不能反映的企業生產效率信息，這對傳統基于財務信息的分析，是有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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